第八章 1

　　1947年末至1949年初的这一段时间，对江韵清来说是一段空白。她丧失了所有记忆，每日如行尸走肉，活在一个没有悲伤与欢愉，恐惧与无畏，焦灼与安宁的个人世界里。她患了暂时性失忆症，又伴有间歇性精神病。（这当然是医生所言）当间歇性精神病发作时，她不躁狂，整个病态的反应，应算作抑郁的一种。只愿一个人呆在房间，不哭不笑，甚而摈弃了进食。直到“生”的迹象在她身上即将消失，“死”的阴影还未翩然而至，她才会从那个临界点上慢慢醒转过来，重新如影子一样游荡在周围人身边。

　　大部分时间里，她都像一个安静少女。保持了苗条的身材，苍白的肤色。（只是鬓边过早添了几缕白发，以及额上不合时宜的皱纹，总让人很快辨析出她的年龄）每日里会在佣人和家人的帮助与指使下，把自己收拾的干净而妥帖。同江竺清5岁的儿子比较起来，她显得更为乖巧。只是少了些孩童的初心和烂漫。她被吩咐着吃饭、睡觉，从未有过挑剔和顶撞。有时家人上街，也会带她出去散心。她会顺从跟在身后，你走多久，她便跟多久；你停下来，她便乖乖停下来。偶尔她也会独自出门，不打招呼便从家里消失，家人也不会显得多么慌张。随即派人去找，拐过一条街，走进那家叫做“四季香”的花店，便总能将她找到。见她坐在花店的一张板凳上。不是买花人，亦不是赏花人，只是安安静静在那里坐着。别人同她搭话，她也不理。一坐就是半天。如果家人不找，坐上一天也说不定。她是那家花店唯一一名“长”客，时间停留“最长”的一位客人。倒无形中给老板撑了门面。去的久了，老板也不撵她。大概看她穿的体面，又知她亲戚是个有背景的人。只把她当做一个“花痴”。渴了送她水喝，有时到了饭点，还会偶尔邀她一同吃饭。

　　直到这一年冬天，这个城市下了三年来唯有的一场雪。江韵清被某种东西唤醒，忽然恢复了神志。

　　雪是夜里下起来的，天明时戛然而止。随性、神秘，好似老天不经意的安排。雪下得不大，却恰到好处装点了这一方的万物。湖水在周围白雪的镶嵌下，成了一块魔幻的镜子。鸥鸟点缀其间，在暗绿色湖水映衬下，如游人抛出的一把把白色珠粉。而当它们飞临岸边，便会被白雪吸纳。此刻凸显出来的，便是白雪掩映下的绿色植物、以及红色和黄色的花朵了。它们像一枚枚符号，发出清脆玄妙之音，成了瞬间破解江韵清大脑昏聩的密码。

　　这是哪里？

　　她警觉问了一句。

　　江竺清正在看孩子们喂鸟。那些停在手指间的鸥鸟，让她的儿子发出一连串夸张的叫声。她也被感染，舒心笑着。扭头看一眼身边的江韵清，随口答道：大观公园。

　　江韵清俯身看着一簇茶花。那硕大花朵的空隙处，填满白雪，使其花瓣的尖梢更显娇艳。这奇异现象，在她的认知里绝无仅有。在北方，雪总是与枯萎相伴，却哪能有这样一种凛冽与娇柔的掺杂。白雪掩盖下的花朵虽不动声色，却无形中发出一声令人颇感震惊的尖叫，吓了她一跳。感觉附着在脑子里的一层硬茧纷纷剥落。一阵晕眩，晃晃身子。又俯身去看旁边一朵黄色的菊科类花朵。她叫不出它的名字。却见这单薄花瓣正中，裹了一团蓬松白雪，毛茸茸的，更衬出花朵的孤傲。它发出了一种近似呢喃般的低语，安慰了江韵清。使她再次梦呓般发问：

　　为什么会这样？

　　她的疑问被江竺清听到了。

　　起先不以为意，即刻便神情专注起来。伸手挽住江韵清的臂膀，低低叫了一声：二姐！随后又审慎看着她，说，这是在昆明……南方的树绿着，花也开着。

　　我怎么会在昆明？

　　江韵清问。神情看上去很是无助。

　　江竺清无从对她解释，伸手指向自己，问：认识我吗？

　　竺清……江韵清轻轻唤了一声，眉眼间露出少许的温情。

　　惊喜随即浮上江竺清的脸。她将跑过来的儿子拽到身边，像个考官一样，没心没肺问了一句：他呢！认识他吗？

　　江韵清呆呆看着眼前这位面色红润的男孩。一时间脑子里轰鸣做响，前尘往事如一张张画在薄铁上的图画，于疾风中发出“扑棱”声响。黑白混杂的画面，劈头盖脸直戳进她的脑子里来。

　　她首先想起那堵巍峨高耸的城墙。对于那头颅的想象，是那段时间侵扰她的噩梦造成的。彭定邦被切割的头颅显得异常干净，且有一种栩栩如生之感。那灰黑城墙近乎成了他肢体的化身，只是他眼睑低垂，仿佛入定一般。给她更直观的感受是，那头颅更像一个怪异的稻草人，或一盏不知有着什么寓意的黑色灯盏。而悬挂在一旁的谭正林的头颅，则有些惨不忍睹。他年轻的面庞起了一层皮皱，惨白的令人不敢直视。并涂染了点滴血迹，像寒冬初绽的梅花。他大睁眼睛，眼里的惊恐鸟雀一样惊飞。漆黑繁茂的头发紧束，显得滑稽而粗暴。不知被什么东西缚住，又和一段麻绳缀在一起。麻绳的末端，贴紧他的耳后。断茬处蓬松，似要堵住他的嘴，使他发不出绝望而悲壮的呼喊。

　　从奉节回重庆的那一路上，江韵清还能把持住自己的情绪，她并未临近崩溃的边缘。一路上却在想着一个近乎幼稚的问题：见到谭正蓝，如何开口，才能把那令人的绝望消息传达给她呢？

　　她先找到临委领导。将奉节的情况向他们做了简要汇报。她的表述混乱，脸上不时闪过一丝近乎失常的凄惨笑容。而起义失败的消息早她一步传达到这里。除说一些安慰性的话之外，领导实在找不出其他方式。还未等把另一件事讲完，江韵清便失魂落魄地走了出去。

　　她梦游般赶到谭正蓝的住处，见人去屋空。屋子里没有一丝出走后的迹象，仍打理的井井有条。但那些与谭正蓝和孩子们有关的物件，像被擦掉的灰尘，不见一丝遗落。谭正蓝曾经的出现，就像一个梦。但这怪诞的梦，却毫不含糊地给了她一个证明：刚满五个月的孩子，不见了。

　　起初她仍十分镇定。想着谭正蓝或许带孩子离开重庆，回云阳老家去了。（那也正是领导所要告诉她的）但这个“孩子不见”的意象，却像一把不怀好意的钩子，钩起沉落在心底的往事——孩子不见了！她有些沮丧地这样想着，甚而开始感到焦虑和惊恐起来。走在街上的江韵清，急火攻心，头脑开始变得混乱。她本是奔父母家而去，走到半路，却完全丧失了对路径的把握，在家的周围兜起了圈子。好在被邻居碰到。邻居是山东烟台人，卷着舌头冲她喊：你咋还在这儿闲逛，不赶紧回家看看。

　　江韵清再次邂逅了死亡。那自然的死亡虽让他人感到安生，却是压垮江韵清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她在为父母设立的灵堂里当即晕厥过去，醒来后便什么都不记得了。

　　直到这个雪晴之日，她的意识逐渐恢复。在与江竺清其后的对谈中，这才知道父母的双双离世，在这生离死别的尘世，显得多么难得和圆满啊。

　　江竺清告诉她，母亲咽气的那一刻，父亲坐在床边，没事人似的看他们给母亲擦身子，穿寿衣。或许中午喝了些酒，父亲眯着眼，坐在那里打起了瞌睡。起初大家并未在意，直到将母亲安置好，有人要他去看一眼。喊他不醒，伸手一触，软沓沓倒下去。抬手去鼻翼下触探，这才发现，老头早断气了。

　　邻居都说咱爸妈是修来的福。江竺清这样不无欣慰地念叨。

　　你三姐呢？

　　我三姐，他们去台湾了。

　　江竺清的回答，让江韵清把自己现时的处境，完全理顺过来。宜清去了台湾，自己在一种疯癫病态下，只能被唐贤平一家收留。至于怎么会来昆明？她不想知道的更多。记忆就像错位的编码，重新于她的大脑恢复秩序之后，使她重又陷入一种沉默寡言的状态。意识的恢复，让她有了一种更为清醒的认知：埋藏在记忆深处的东西，还是不要去轻易触碰的好。它们牢牢根植于身体的隐秘部位，一旦连根拔起，便会撕开皮肉，生出巨大罅隙，从而将她再度吞噬。

　　接下来的日子，她出于本能地抗拒着那种吞噬。甚而过滤着自己的记忆，只留些许微光打发惨淡的生活。她时刻想着儿子，想着那个生满蓝草的乡村，它们于一种浓烈的色调在她的记忆里凸显，成为她抵御痛苦的一种方式；而想象与憧憬，则让她更生了活下去的勇气。

　　接下来的某一天，江竺清挽住她的手臂，贴近她耳边说，姐，贤平准备出差了，要去重庆和上海，他说要帮你找到马天目，把他带过来，把你，交到他的手上……

　　马天目？江韵清惊诧地问。

　　是呀！我二姐夫呀！你不记得了？

　　他，他……不是“牺牲”了吗？

　　她说出的这一句“牺牲”，让江竺清感到可笑。

　　没有，真的没有。他到重庆来过，找过你。只是当时你不在。

　　江韵清感叹一声，身子疲软，好似再次被痛苦击中。心里，却忽地被一束光照亮了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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