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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55章 劳乃宣其人


  康有为及其追随者,极力赞美孔教是中国几千年文明教化的结晶,“一切文明,皆与孔教相系相因,若孔教可弃也,则一切文明随之而尽也,即一切种族随之而灭也。”宣扬孔教是中国的“国魂”,宣扬“欲不亡中国乎?必自至诚至敬,尊孔子为教主始也。”
孔教会和社会上的尊孔活动,得到了袁世凯的支持和赞扬。
他赞美道:“孔教之于中国,犹如空气之于人类”,“孔孟之道,如日月经天,江河行地,树万世之师表,亘古代而常新。”他下令学生恢复读经,强调“学校均应崇奉古圣贤以为师法,宜尊孔以端其基,尚孟以至其用”。
革命党人和进步人士中的有识之士,对这股尊孔复古风进行了抵制。一九一二年七月,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因尊孔问题发生激烈争论。会上,蔡元培提出“学校不应拜孔子案”,因为与当时的大气候,没有获得通过。
但由于蔡元培等力争,最后达成妥协:“这个方案不颁行,但在学校管理规程内删去拜孔子的条文”。这样,学校拜不拜孔都可以。
但是,一九一二年九月二十日,袁世凯颁布《整饬伦常令》。下令“尊崇伦常”,提倡“礼教”,他说:“中华立国,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经。政体虽更,民彝无改”、“唯愿全国人民恪守礼法,共济时难。……本大总统痛时局之阽危,怵纪纲之废弛,每念今日大患,尚不在国势,而在人心。苟人心有向善之机,即国本有底安之理。”
此令一出,各种尊孔团体相率成立,遍布全国。
这个时候,袁世凯还要受到方方面面的牵制,做事还有所忌惮。其尊孔还比较掩饰,没有在全社会公然提倡“尊孔读经”,只是从道德层面提出问题。但是,到一九一四年,袁世凯认为他的江山已经很牢固,已经无所顾忌了。
九月二十五日,袁世凯正式颁发了《祭孔令》,公开恢复了前清的祭孔规定。明令于孔子诞辰之日,中央和各地方必须举行祭孔典礼。
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,九月二十八日,袁世凯在一大群全副武装的侍从护卫下,于早晨六点半抵达孔庙。
换上了绣有四团花的十二章大礼服,下围褶紫缎裙,头戴平天冠。由侍从官朱启钤、周自齐及侍从武官廕昌引导行礼,“俎豆馨香,三跪九叩”。
与此同时,各省将军、巡按使也都在省会文庙祭孔,这是民国以来第一次祭孔。过了几天,他又叫财政部拨款修缮北京孔庙,并自捐银五千元相助。
遗老们借机发出请愿书,要求袁世凯政.府定“孔教”为“国教”,列入“宪法”。
尊孔叫嚣在民国初年掀起一股复古逆流,为袁世凯后来的复辟帝制活动推波助澜,在中国历史上掀起了一股复辟潮,给社会造成了恶劣影响。
但是,搞倒退是不会长久的,仅仅几年后,“打倒孔家店”的口号就喊遍全国,风起云涌的新文化运动给中国思想界带来新的繁荣。
这股尊孔复古思潮,也就逐渐消声匿迹了,此为后话。
谈到复辟,有一个人是必须要介绍的,——劳乃宣。
劳乃宣(1843年—1921年),字季瑄,号玉初,又号韧叟。籍贯浙江省嘉兴府桐乡(又山东省武定府阳信)。中国近代音韵学家。
他是清末修律,礼、法之争中礼教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。劳乃宣坚持“本旧律之义,用新律之体”的修律方针,主张凡属三纲五常的伦理纲常都纳入新刑律之中。他的法律思想是中国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在中国近代社会的表现,目的在于抵制中国法律制度的变革,维持封建君主专制。
庚子年闹义和团时,他做吴桥县县令,曾上书请取缔义和团。
民国成立后,他反对民主共和,在辛亥年冬天,他曾作《共和正解》。第二年夏天,又作《续共和正解》。
民国三年,在一片复古大潮中,劳乃宣预感到时机成熟,便把他的这两本“大作”合印成一本书,名为《正续共和解》,遍送京内外。
劳乃宣的共和,是这样解释:周宣王时因天子太幼,不能执政,乃由朝中重要的公卿“和”而“共”修政事,所以名曰共和。因此,所谓共和,乃君主政体而非民主政体,今日一般政界人士“不学无术”,乱加民主于共和,实在是不通。于是劳某乃力陈中国不能推行民主制的种种理由。这就是他的《共和正解》。
至于续编是自诩他早有先见之明,民主制对中国之不恰当。他自作聪明地认为袁世凯虽身为大总统,但有伊尹之志,所以他主张创行一种宪法,名为中华国共和宪法。
以共和为名是符于他的共和正解,名中华国而不名民国,即表示要行君主制。
虽然是君主制,却又不称帝国,则是不与日本雷同。日本是称帝国,俄罗斯和德国虽行君主制,但却不称帝国。“中华国”亦然;至于为何不称大清而称中华?是因中华是全名,大清只是一族之名。凡此云云,便是劳乃宣的大作奇论。
劳乃宣的“大作”引起了一部分人的怀旧情结,因此,在当时的政坛上,也激起了不小的浪花。加之袁世凯自徐世昌出任国务卿后,一切表现都是复古,也就更加助长了这股复辟思潮。
劳乃宣除了刊印这本“大作”外,还写了一封信给袁世凯聘为清史馆馆长的赵尔巽。
信上说:“总统之任必有满期,退位后无异齐民。其时白龙鱼服,无以自卫,怨毒所蓄,得而甘心,不测之灾,必难获免。项城识略过人,必早虑及此。以管见推之,以为必示人以非富天下之诚,而后足以平逐鹿之纷争,必示人以不忘故主之忠,而后足以戢纠桓之骄气。然此时遽议归政,冲主不能亲裁,别求居摄,殊难其选,实仍无以逾于项城。
“故愚议议定十年还政之期,昭示天下,而仍以欧美总统之名,行周召共和之事,福威玉食,一无所损,所谓闭门天子,不如开门节度也。还政之后,锡以王爵,则以总统退位,复为齐民者不同。爵位之崇,仅下天子一等,自必堂高帘远,护卫谨严,不致有意外之患。……
“且总统无传家之例,而王爵有罔替之荣,如是则项城安而王室亦安,天下因之以举安,是以深冀我公之上陈,项城之见听也。……公谓成先朝之史,以报先朝之恩,窃谓此说得行,其所以报先朝之恩者,尤胜于修史万万。……”
劳乃宣为什么写这封信给赵尔巽呢?原来他在不久之前,曾在青岛碰见赵尔巽。两个人很熟,赵尔巽刚由北京到青岛。
他们谈话时,赵尔巽不经意地说了这么一句话:“不久日月重光。”
他觉得机不可失,所以当赵尔巽由青岛回北京后,劳乃宣即写了这封信给他。
劳乃宣除给赵尔巽写了上面的一封信,同时还给袁的儿女亲家,清朝时当过两江总督的遗老周馥写了一封信。周馥在天津曾和袁世凯共事,他的儿子周学熙又做过袁世凯的财政总长。
劳乃宣给周馥的信中说:“赵次帅(赵尔巽字次珊)由京来岛,谓项城自言,今日所为,皆所以调护皇室,初无忍负先朝之意,曾商之世相(清室内务总管世续),欲卸仔肩,而世相言无接手之人,故不得不冒此不韪。
“诚如此言,则项城之心亦良苦矣。当以拙作正续两解质之次帅,问其可否代呈、项城、次帅曰可,因即请其携之入都。……
“伏思我公历事累朝,恩深位重,孤忠耿耿,至今梦寐不忘,于项城有父执之谊,识拔之雅;近又缔结丝萝,亲同肺腑,若出一言,重如九鼎。可否将狂瞽之言,转达聪听?倘荷采择,见诸实行,非特有造于先朝,其所以为项城者,亦不啻出诸九渊,升之九天也。”
除了给赵尔巽和周馥外,劳乃宣还写了第三封信给国务卿徐世昌,信上说:“……我公既受先朝重任,又与项城至交,此策得行,两无所负。……
“忆己、庚之际,拳匪初萌,弟在吴桥任内,考出义和拳为白莲教支流,刊‘义和拳教门源流考’分布各处,又通筹办法,屡举上官,而直省台司,褎如充耳,以致酿成滔天之祸(是指直隶总督荣禄等没有采纳他的条陈)。
“时项城出任东抚,道经连镇,弟往迎送,以刊及原稿面呈,项城大为嘉纳,到东后一切照行。联军到京,东省卒得保全,其取善之宏,从善之勇,令人感佩。
“今夏在青岛,蒙赐手书,尚有:昔庚子之变,执事不惮苦心,标正论以拯危亡之祸之语,是项城用弟言取效,至今犹未忘也。窃谓弟今日所言,尤关重大,若荷听从,其收效之宏,较之庚子更胜万万也。”
人总是向往美好的。一个健康的,好的社会,会激励和吸引人努力去走正道,通过自己的正常和正当的活动去谋生,去为自己取得收益,去养家糊口,去生活。
但是,在一个不好的、畸形的社会,特别是个人专权,有权者说什么是什么的社会。会诱发人的投机和钻营行为。去挖空心思标新立异,做一件取悦当权者之事,试图走捷径,甚至幻想着一步登天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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