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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90章 汪袁配合


  
所谓北京起义,据知情人介绍:具体计划是以二十九日晚十时由革命党鸣炮为号。
炮响后,革命党率众即发难于正阳门、崇文门、宣武门诸处。袁世凯则命禁卫军第四标由西直门进攻西华门,同时命其长公子袁克定率兵三千攻取东华门。
此前,革命党人陈涛、邝摩汉、王振汉、易宣等由武昌、沈阳先后到津。邝摩汉、王振汉很快转赴北京。
陈涛,出生年于一八八四年,早年就学,后到湖北沙市,投身清军巡防营,并加入共和会。一九一一年,参加武昌起义,任某部参谋长,率部与清军多次激战。
一九一二年一月三日,与王金铭、施从云等在直隶(今河北)发动第二次滦州起义,任前敌指挥使兼军事参谋长。后被清军包围,突围后退守昌黎。在战斗中不幸牺牲。
邝摩汉,字振翎,清光绪十年十月十二日生于寻乌县留车乡黄羌村,家境贫寒,但聪明好学,成绩优异。
高小毕业,进南昌宪兵学校读书,并输送到日本深造,留学于早稻田大学。在日本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同盟会。
清宣统三年(1911)回国,参加武昌起义,后被派到直隶发动起义,失败后投身教育事业,任国立北京政法大学教授。
在北京期间,受俄国十月革命影响,接受马克思主义,参加“五•四”运动。民国十一年加入中国共.产.党,立足于教育战线,致力于研究和传播马.克.思列.宁主义。
民国十六年后,先后出任武汉中山大学教授,经济科主任,校务委员会主席,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总教官,北京文化大学教务主任,南京文化学院副院长等职。
著有《黄埔丛书》、《石溪集》等书。在北京期间,培养在京求学的刘维锷、邝才诚等,引导他们投身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,并且倡导创办革命刊物——《寻乌》杂志。
民国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北京任教期间,被人投毒陷害致死,时年四十八岁。
其余诸人不详。
当晚,革命党人践汪兆铭与袁世凯之约,准时集结于于正阳门、崇文门、宣武门,计划兵分三路进攻天安门、东华门、西华门。
十时,准时炮响,而袁世凯所说禁卫军第四标,及其子袁克定率领的三千人只影未见。
倒是军警早就布网以待,捕去革命党李汉杰等十余人。高新华、陈雄不愿被俘而自杀。
不少人悲愤地说:“袁世凯、汪兆铭果相济为奸,以杀我北京革命同志矣。”
这一次很明显是袁世凯对革命党人玩耍的阴谋活动。
汪精卫是其同谋还是被蒙骗,就不得而知了。
但有一点是肯定的,此事没影响汪精卫和袁世凯的关系。从哪以后,汪精卫仍全心全意的维护着袁世凯。
京(北京)津(天津)保(保定)同盟会支部负责“库藏”的女同志杜黄,曾在一次报告中道出了汪精卫地作为。
她说:“本支部部长(汪精卫),固主张以政治手段推翻清帝者,彼于同志之活动,军警之联络,枪弹之购置,向不措意。库存手枪、子弹因年代久远,子弹大多不合手枪口径,所以不能用。”
支部军务部长吕超和汪精卫也有过争论,吕反对“政治手段”,指出:如果“役于清帝之臣仆”(指袁世凯)接替清帝的军政大权,那就和“父死子传、兄终弟继”无异,根本不是革命。
吕超还曾制定京畿革命计划,准备联络近畿各军中他的陆军同学,发动起义,以倾覆袁世凯。
由于汪精卫的干预和反对,吕超的京畿革命计划无法实行。
武昌首义成功后,北方的革命党人,曾请求湖北方派员指导北方的革命。湖北军政.府对此给予了积极回应,派出胡鄂公等人前往。
胡鄂公(1884—1951),原名荣铭,字新三,号南湖,生于南五洲胡家祠堂(原属江陵)一个贫苦农民家庭。
少失父母,靠亲戚抚养,并读私塾,常得塾师周济。早年曾参加其兄胡荣珪领导的澧洲、华容、公安的洪门起义,失败后回乡务农。
一九零六年入郝穴预备中学堂学习,时逢民主革命运动兴起,他与同学熊德山、宁郭开、钱铁如等二十余人结为辅仁社,任社长,宣传革命。
一九零九年考入保定直隶高等农业学校;发起成立保定学生断发会;并组织共和会,在京、津、晋、桂、粤、鄂发展会员。
辛亥武昌首义爆发后返鄂,任都督府高等侦探科长、鄂军水陆总指挥,大别山要塞监督等要职。
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中旬,奉黎元洪之命,以鄂军**全权代表身份赴京、津。月底,胡在津成立津军司令部。十二月二日,成立鄂军代表办事处,胡兼任总指挥,又成立北方革命协会,被推为会长。
曾策划行刺袁世凯。
据胡鄂公在他所著的《辛亥革命北方实录》记载:
汪精卫与袁世凯结成政治联盟后,汪曾将革命党在京、津、保的情况全盘提供给袁世凯。
袁“投之以李”,对汪说:“汝能持之,则团体之发展,暗杀之组织,恣汝为之可也。”
可见,袁世凯极希望通过汪精卫来掌控北方的革命党的活动。
十二月三日,汪精卫由天津赶赴北京,“说者谓兆铭之赴京,系奉世凯之召,与处决王熙普有关者;又有谓世凯之召兆铭,于议和进行事有所咨询者。”
汪精卫走之前曾对胡鄂公说:“清我两军汉口谈判,现已停战议和,吾党同志,在此停战期内,幸勿有所行动,致启背约之责。”
汪精卫在北方的所作所为无疑引起党人的怀疑,诚如党人叶季高所言:“兆铭已受袁世凯之抚。”
事实上,汪精卫也确始终坚持认为南北议和期间,北方革命党人应该遵守诺言,停止革命活动,协助南北和议的顺利进行。
十二月六日,胡鄂公到北京,驱车赶往镇江胡同李煜瀛寓所,前去会唔汪精卫、李煜瀛。
他问汪:“此间政情变化如何?天津谣言多,谓清室内阁自相残,得无有利于革命乎?”
汪说:“今晨监国摄政王引咎辞职,大憝已去,此后军政大权应集中内阁,和议谈判当较易进行。停战时期,或可继续延长,此则于革命有利耳。”
胡说:“武昌起义五十余日,而响应独立者十有余省,是不啻我拒绝未独立各省之响应也。此则有利于世凯,于革命何有?”
汪说:“世凯今已倾向共和,世凯之利,亦即革命之利。”
十二月二十一日,胡鄂公偕张先培由津赴京。在镇江胡同会见汪精卫。
汪曰:“现当停战议和之时,吾党京、津、保一带同志,自宜遵守诺言,不可有所行动。惟于暗杀一事,在必要时仍须执行耳。……吾等京、津、保各处同志,亦犹各省之革命军,现各省革命军既已停战,吾京、津、保同志自宜停止行动。
“但有阻挠和议于此停战议和时者,是即破坏革命之人。故于必要时,暗杀仍须执行也。”
胡鄂公反驳说:“破坏革命之人,应与以暗杀者是也。然和议非革命,不能谓阻挠和议即为破坏革命之人。且停战范围仅及于湖北、山西、陕西、山东、安徽、江苏、奉天诸省,而无京、津、保等地,我虽停止行动,彼仍逮捕枪杀奈何?”
汪说:“此过虑也,望为我转告诸同志曰:项城期望于和议者甚殷,且治军严,当无如此轨外行动。”
在这种理念的支配下,汪精卫在南北议和期间,虽对京津保地区的武装起义进行了很多干预和阻挠。
由于汪与袁来往密切,北方革命党人的活动,很多没有让汪知道或参与。
如十二月九日上午,京、津、保、滦、通、石家庄、任邱同志开会于保定西关直隶高等农业学堂。
到会者有二十余人(无汪),会议议决二十八日举义于任邱,京、津、保、滦、通、石家庄各地,藉以牵制袁世凯进攻山西之师。
到会张先培、薛成华等提议,组织暗杀团刺杀袁世凯和张怀芝,以除革命障碍而作报复。刺袁暗杀团由张先培负责组织,刺张暗杀团由薛成华负责组织。
由于汪对北方党人的影响不大好,“以汪任中国同盟会京、津、保支部部长故,咸不欲参加同盟会,然又不可不使之以尽其用也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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