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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82章 一明一暗


  
汉阳失守,武昌也岌岌可危。
黄兴见大势已去,主张民军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,撤出武昌,汇合江浙的民军一起,攻取南京。
他的意见,遭到军政.府的军务部主要负责人的坚决反对:
我们付出那么多牺牲,流了那么多血,武昌是首义之地,怎么能说放弃就放弃呢?守得住就守,守不住就与武昌共存亡。我们这里牵制住北洋军主力,比直接参与攻打南京发挥的作用不是更大吗?
特别是军务部副部长代部长的张振武,他掏出枪来大吼:“再有言撤退者,格杀勿论!”。
军务部部长是那个被火.药炸伤的孙武,现在还没有痊愈,他的职务由张振武暂代。
无论从战略上还是战术上,黄兴的意见肯定都是对的。保存实力,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,这当然没错。
但是,当时,民军如果听了黄兴的话,还真的大错特错了。
因为,武昌丟不得。武昌是首义之地,是照亮各地的灯塔,是旗帜,是圣地。全国各地有多少眼睛在看着武昌呀!对各地影响之大,是无法估量的。
而牵制住北洋军主力,也无疑是对各地的革命运动地最大支援。
而且,最重要的是:武昌也不会丟,因为有人眷顾。
误打正着,坚守反而是对的。
黄兴见说服不了民军负责人,眼看武昌肯定是守不住,只好带着几个手下,匆匆离去。他倒不是临阵逃跑,上海那边一直催他快点回去。
不过他走的时候心情很沉重、很沮丧,好像他自己都开始怀疑自己的军事指挥才能了。如同他后来对一个知己所说,自己怎么总打败仗?
因汉口古时候叫作江夏,汉口、汉阳争夺战,又被后人称作阳夏战争。
阳夏战争是辛亥革命最大的战役。无论是持续的时间之长,还是战况之惨烈,乃至交战双方的死伤人数,都是可以称最的。
民军所以失败,说到底是因其实力和北洋军远不在一个档次上。但也有人也指出,黄兴的指挥失误,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。
比如,汉阳守卫战,如何布防?黄兴的部署是大军在汉阳正面防守,用少数兵力在侧翼牵制。这个作法,曾遭致军务部副部长代部长的张振武等人地坚决反对。
他们久在军中,熟知北洋军的战法,认定冯国璋不会从正面进攻。正面最多是佯攻,汉阳的侧翼蔡甸才是汉阳的门户,而新沟又是蔡甸的咽喉,当重兵把守。
事实上冯国璋正是这样做的,如果黄兴能采纳他们的意见,民军还是有一拼的。
但忠言逆耳,固执己见的黄兴听不进这些土专家的意见,他是总司令,他说了算。
而奇袭汉口,如派出一支小部队,一支敢死队,趁滂沱大雨奇袭冯国璋的指挥所。先把北洋军指挥系统打瘫痪,或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战果。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,孤注一掷搞什么置于死地而后生,则历来是兵家大忌。
危机时刻,黄兴临阵走人,也被张振武等诸人很看不起,认为他们是临阵脱逃。张振武等人则正相反,什么地方最紧急,什么地方最危险,他们则出现在那里。
清廷为了表彰冯国璋,授冯国璋一等男爵,冯国璋自然欢欣鼓舞。接连拿下汉口、汉阳,冯国璋乘胜追击,发起对武昌的进攻。
民军已经组织不起有效的防御,黎元洪也已经带着军政.府一干人,退到了离武昌几十里外的葛店镇王家店村。
武昌城内军心涣散,失守已经是毫无疑问的了。
但是,就在北洋军就要打进武昌的时候,他们却停止了进攻。
原来是袁世凯下了死命令,停止进攻武昌。
冯国璋正打在兴头上,看到武昌垂手可得,当然心有不甘。
一个电报接一个电报的请战,说乱党已溃不成军,战机不能错过,拉出架势,要“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”。
袁世凯怕冯国璋贪功心切,临阵换将用段祺瑞换下了冯国璋。
冯国璋是个军人,段祺瑞不但是个军人,也是个政治家。他比冯国璋站得要高,看得要远,也有大局观。
段祺瑞了解袁世凯的战略意图,更不愿意和曾经的新军兄弟自相残杀。他接受了冯国璋的指挥权后,马上把人马撤回到了汉口、汉阳,而后按兵不动。
民军方面一见北洋军撤军,总算舒了口气。
他们想不明白北洋军为什么撤退,更没想到北洋军会派出和谈代表。
本来就打不下去了,都准备弃城逃跑了,人家来讲和,不是求之不得吗?于是,经英国公使从中斡旋,很容易就签下了停战三天的协议。
为什么要停战三天?因为北京方面,要派人过来,商讨和平大计。
现在,又有一个重要人物要登场了,就是后来沦落为大汉奸的汪精卫。
袁世凯和汪精卫,应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人,两个人怎么搞到了一起呢?
汪精卫,原名汪兆铭,字季新。祖籍浙江山阴,出生于广东山水。汪精卫人很聪明,出身书香人家,熟读四书五经,一九零二年三月,参加广州府试得第一名秀才。
同科还有其二兄和一个侄子,分别获得第二,第三名。一家二代考中秀才前三名,留下“玉峰双秀,珠树三花”的佳话。
汪精卫科考得志,本是想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。
但年轻人是很容易接受新思想的。一九零三年官费赴日本留学,一九零五年七月,因结识了中.山先生而加入了同盟会。
他活动积极,参与起草同盟会章程,八月被推为同盟会评议部评议长。
后常以“精卫”的笔名,先后在《民报》上发表了《民族的国民》、《论革命之趋势》、《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》等一系列的文章,宣传三民主义,痛斥康有为、梁启超等人的保皇思想,受到中.山先生看重。
留学毕业后拒绝两广总督岺春煊令其归国服务的要求。一九零七年初,随中.山先生赴南洋筹设同盟会分会,他任南洋革命党报《中兴日报》的主笔。
一九零八年赴缅甸建立同盟会仰光分会,后又参加在新加坡筹设同盟会南洋支部等工作,成为职业革命家。
一一年一月,与黄复生等抵达北京,开设守真照像馆,做为从事革命的职业掩护。
他们到北京肩负重大使命。
那时,革命党热衷于搞暗杀活动,暗杀满清的官员。既然是暗杀官员,当然是越大越好,他们盯上了摄政王载沣。
在准备的过程中,不幸事情败露。汪精卫、黄复生、罗世勋等被捕入狱。
谋杀摄政王这样的大罪,应当是被杀头的。
期间民政尚书善耆慕汪精卫之名,也可能有几分好奇心,曾探了几次监。
善耆本就是个开明王爷,欣赏有新思想的人,两个人很谈得来。
在善耆的努力下,汪精卫三人被判无期徒刑。
虽然暗杀未成,但因为要杀的人是载沣,汪精卫这个在同盟会中本来就很有名气的人,更加名声大噪。
而汪精卫又在獄中写下了那首名满天下的的诗篇《被逮口占》,也很快被流传。特别是其中四句:慷慨歌燕市,从容作楚囚,引刀成一块,不负少年头。堪称革命者励志的千古绝唱。
一九一一年十一月  ,汪精卫三人得益于政治犯而被释放。
袁世凯早就开始关注汪精卫,他正想联系上革命党的重要人物。
在湖北前线的袁世凯,得知汪精卫被释放的消息后,马上派人联络上汪精卫。希望对方能在北京等他,自己有要事面谈。
汪精卫早就注意到了袁世凯,也想争取袁世凯,使其不与革命党为敌;两个人算是一拍即合。
袁世凯到京城后,办公之余,和汪精卫频繁接触。或许是因为两个人投缘,或许是两个人思想相近,有共同语言,反正他们特别谈得来。
人在特殊的时候,思想是容易发生变化的。有记载,汪精卫在獄中和善耆长谈过几次后,和原来的书生气已经有很大不同。
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和汪精卫也相处得特别好,两个人竟成为了结义兄弟。
这样一来,汪精卫差不多和袁世凯成了一家人。从袁克定那论,袁世凯应该是汪精卫的义父。
汪精卫认为,袁世凯的努力和革命党人没有大的分歧,袁世凯如果能和革命党人合作,肯定是利国利民的。
因此,一段时间里,在袁世凯和革命党之间,汪精卫做了积极地协调和沟通;他也成为了袁世凯和革命党高层联系的管道。
拿下汉阳后,袁世凯认为给革命党的教训差不多,把重点转向了和谈。
为使和谈能够成功,他决定开通两条管道。双管齐下,一明一暗。
一个是继续派刘承恩、蔡廷干,继续去见黎元洪,这是明的,是公开的。
还有一条是袁克定,是暗的,也是不能告人的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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