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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32章 袁世凯的选择


  
九月十四日,光绪皇帝写了一道密诏交杨锐带给康有为等人。
密诏言道:“近来朕仰窥皇太后圣意,不愿将旧法尽变,并不欲将此辈老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登用通达英勇之人,令其议政,以为恐失人心。
“虽经朕屡次降旨整饬,而并且有随时几谏之事,但圣意坚定,终恐无济于事。即如十九日之朱谕。(将礼部六堂官革职之谕),皇太后已以为过重,故不得不徐图之。此近来之实在为难之情形也。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,至于阽危,皆由此辈所误;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,将旧法尽变,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,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。
“果使如此,则朕位且不能保,何况其它!今朕问汝:可有何良策,俾旧法可以全变,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,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,令其议政,使中国转危为安,化弱为强,而又不致有拂圣意?尔等与林旭,谭嗣同、刘光第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,密缮封奏,由军机大臣代递,候朕熟思审度,再行办理。”
但是,光绪皇帝的这份密诏竟被杨锐搁置起来,未及时送出。当然,就算是火速送出也于事无补。
也就是这一天,袁世凯带着随员来到北京,住进法华寺。
他深知,不掌握真实的情况,就不可能做出正确的判断。所以,住下来的第一件事,是听取徐世昌探听到的详细情况。
十六日,光绪皇帝在颐和园召见了袁世凯,询问军事甚详。
袁世凯一一恭答。
光绪皇帝突然发问:“苟付汝以统领军队之任,能矢忠于朕否?”
作为一个臣子,谁敢当面说不忠于皇帝?除非不想要脑袋!
袁世凯赶忙诅咒发誓:“臣当竭力以答皇上之恩,一息尚存,必思效忱。”
袁世凯退出后,光绪皇帝见他忠诚恳切之色溢于眉宇,认定是可以信任之人。
于是谕内阁开去他的直隶按察使缺,以侍郎待补。仍专办练兵事务,所有应办事宜,着“随时俱奏”。
袁世凯一不留神又升官了。
他是想升官,很想很想,做梦都想。但是,从徐世昌探听到的情况分析,他明显感觉到这次升官升得是太不同寻常了。唯恐给自己带来麻烦,于自己不利。
于是,下午急忙去各处拜访,一边解释,一面继续探听消息。
他先找礼亲王世铎未遇到。
随后去拜见协办大学士、兵部尚书刚毅、户部尚书王文韶、军机大臣、礼部尚书裕禄。从徐世昌那里得知,这些人都是反对维新的人士。
对这些人“备述无功受禄,万不可克称”,要上书辞去侍郎职务。
户部尚书王文韶说:此乃出自圣恩,“辞也无益,反着痕迹。”
其他几个人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。
袁世凯才打消了请辞的这个念头。
但是,舆论已经造出去了,该找的都找了,该说的也都说了,心还是安定了一些。
但是,很奇怪的是,袁世凯升为侍郎的事,很快传编了北京城。
一个官员从按察使缺升为侍郎待补,多大个事?很显然是改革派想把袁世凯逼到己方的战车上。
康有为则拍案叫绝,以为袁世凯必“喜而图报”。
利令智昏的他,紧接着做了一件最蠢的事,令毕永年等袁世凯统兵围颐和园时,带人废了西太后。而且不是个别布置,是当着很多人的面。
或许他是想为这些人加油打气,为了提振士气。
九月十七日早晨,袁世凯入颐和园谢恩。
光绪皇帝又予以召见,大力夸赞他练兵练得好,告诉他以后可以和荣禄各办其事。
目的是使其摆脱荣禄的控制,今后不再听命于荣禄。
有意思的是,袁世凯离开皇帝后立刻去拜访反维新派的主帅亦劻。
袁世凯未必不是给自己留后路,但更有可能这个时候还处于摇摆不定中。也可以说是努力在寻找着可进可退,可左可右的平衡点。
同日,守旧派御史杨崇仪等人至颐和园封事,请求慈禧太后重新“训政”。
光绪皇帝感到大势已去,明发上谕,着康有为迅速前往上海督办官报,毋得延误观望。
这是事先约定的暗语,维新派人士读完这道上谕,知道大事不妙,知道有重大变故即将发生。
毕永年感觉到了事态的严峻,问康有为:“今必败矣!未知袁(袁世凯)之消息如何。”
康有为彷徨无计,越发把赌注押到袁世凯身上。
他以为袁世凯的军师徐世昌与自己交情极好,对毕永年说:令谭嗣同、梁启超、徐世昌“往袁(袁世凯)处明言之,成败在此一举”。
徐世昌听到这个消息后,马上回到法华寺,与袁世凯密议。
他们两个密议了什么?人们不得而知,只是袁世凯马上去拜会维新派的死对头——亦劻和李鸿章。
通过进一步摸底,袁世凯已经判断出软弱无力的光绪皇帝和维新派必败无疑,势力强大的西太后一定会取得胜利。
再说荣禄掌握着董福祥和聂士成各军数万人,淮军、练军几十营,京內尚有旗兵。十万余众对自己的区区七千人,力量悬殊过甚,绝无胜算。
刚回到法华寺,收到段祺瑞派人给他送来急信。信中称董福祥和聂士成各有一万多人移兵小站附近,很明显是在监视他们。
也许,在此前他还有些犹豫不决,但此时此刻,何去何从他在內心应该已经做出了决断。
同一天,林旭把光绪皇帝  十四日写的密诏交给了康有为。
康有为当即与梁启超、谭嗣同、康广仁、杨锐等人开会,商量营救光绪皇帝之策。
徐世昌也受邀参加了会议。
他们讨论来讨论去,始终想不出什么良策。
一个个唯有捧诏大哭,是想用痛哭打动徐世昌。
他们都知道徐世昌与袁世凯的关系,和对袁世凯有怎样的影响力。
而徐世昌也同样地大哭。
毫无疑问,他至少是维新派的同情者。但是,他身不由己,没得选择。因为他知道人必须识时务,更知道自己是干什么来了,自己是干什么的。
他的哭未必是装给这些人看的。很有可能真的是在为光绪皇帝,和身边这些仁人志士而难过。因为对于最后的结果,他比这些人谁都有数。
在无路可走的条件下,大家最终的议定是:委托谭嗣同前去袁世凯住处,说服他“勤王”。率领他的新办陆军,扶助光绪皇帝“登午门而杀荣禄,除旧党”。
谭嗣同本来是不同意用袁世凯的,因为他一直认为袁世凯不可靠。
与康有为为此争论了多次。而康有为必用此人,他也无可奈何。
何况,要挽救时局,这个时候也没有别的办法可想。只能是想尽办法激发起袁世凯的义愤,促其站在帝党一边,以救燃眉之急。
梁启超也同意用袁世凯。
林旭持不同意见,认为袁世凯过于奸诈多端,不可依赖信任,即使事情成功,将来也难以控制。
因此作一首小诗代简送谭嗣同。
诗曰:“伏蒲泣血知何用,慷慨何曾报主恩?愿为公歌千里草,本初健者莫轻言。(千里草是个董字,本初是袁绍的字,这里指袁世凯)”
他是告诫谭嗣同,不要轻率用袁世凯,而应当用董福祥。
但是,此时此刻,事情十万火急,不容再拖延迟疑,谭嗣同只有冒险一试了。
当晚,徐世昌回到法华寺,将康有为等人商议的结果和谭嗣同欲前来的事情,告诉了袁世凯。
两个人进一步密商了对策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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